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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陈子善讲述,《新青年》同人们创作和交往的生动细节
上传日期:2019年5月8日  浏览次数:22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源起,《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青年》同人作为最初的倡导者,大都具有留学背景。倡导“文学改良”的胡适留学美国,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创新,而且尝试写作白话诗,出版了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留学日本的鲁迅,在《新青年》另一位同人钱玄同的不断“催逼”下,创作了划时代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其小说集《呐喊》等成为五四新文学最为杰出的代表。
陈子善。视觉中国 资料
5月5日,在巴金故居主办的“憩园讲坛”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分享了这些《新青年》同人们创作和交往的生动细节,带领观众重回历史现场,走近文学名家,以此铭记“五四”新文学一百年。
“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
1915年9月份,《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最初的名字叫“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份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
从一开始,《新青年》就由陈独秀负责,陈独秀在北大担任重要的职务,迁往北京以后,北大文人成为《新青年》的支柱,其中包括陈独秀和胡适。1917年1月份,《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上,刊登胡适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文学史研究界,一般公认这篇文章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胡适为何起名为“文学改良”?追溯历史,1915年胡适还在美国,他写诗给朋友梅光迪,这首诗题为《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其中有四句话:“神州文学久枯馁(长时间都枯萎了,没有好的作品,死气沉沉),百年未有健者起(一年来没有大的文学家出现);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其实这首诗中,他已经提出“文学革命”。但在1916年时,他觉得公然提到革命对人刺激太大,因此起名叫“刍议”:刍议,是草言之人的言论,也就是胡适很谦虚,仅仅以普通人发表一点看法。
胡适
文中提出重要的“八不”。哪八不?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究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不取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必逐字逐语。实际上,八不主义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点,要有话说,方才说话;第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第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第四点,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1918年4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4号又发表一篇文章,叫《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时候胡适正式使用“文学革命”这个提法。1917年2月份,陈独秀发表一篇呼应胡适的文章,进一步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即《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的《文学革命论》,直截了当说要“文学革命”。
在文中,他提出文学革命三大原则:一是打倒贵族的文学;二是打倒古典的文学;三是打倒山林的文学。
具体有这么三句话:推倒雕琢的阿谀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条,推倒迂晦的艰涩的三山林文,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和陈独秀这两篇文章,是新文学运动兴起时的两份理论纲领。
新文学运动与白话文学的兴起
所谓的旧文学有一系列的作品;新文学,所谓白话文学有新的作品吗?胡适显然注意到这点,他在美国留学就写了很多白话诗。
最早的胡适白话诗明显带有旧体诗的痕迹,在1917年1月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刊出《文学改良刍议》时,又登出了胡适八首白话诗。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长诗的白话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今天来看,这几首诗不是最好的,明显带有旧体诗的痕迹,但是他开始尝试了。
如果我们翻翻当时的《新青年》,一定很有趣。不断有读者来信,有的人表示赞成,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表示不可理解,而《新青年》不断写回信,不断地解释,胡适也写,陈独秀也写,为了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发表一个新的意见,最怕的是没有反应,人家也不说你坏,也不说你好,这是最难受的。当时《新青年》这批同人,想着怎么进一步扩大《新青年》的销路。
当时《新青年》的销路不是很理想,为引起争议,还演出一场双簧戏,请钱玄同写一封信给刘半农,对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提出批评,用一个反对者的角度写这篇文章;然后由刘半农来回答他。把王静玄(音)骂了一通,说你很顽固、很落后,我们要提倡白话文,要进步、要改良、要革命,以此来吸引注意。
尽管这样,进一步实践白话诗歌的尝试还未能实现。1918年1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面发表了一组九首新诗,不是胡适一个人写的,而是由几个人写的。
沈尹默
其中一个人叫做刘半农,我们知道刘半农,可能因为他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另外还有一个人沈尹默。题材五花八门,如果梳理写黄包车的谱系,最早可能发源于胡适和沈尹默。沈尹默最有名的一首诗是《月夜》。
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首诗显得有些奇怪,但在文学史的角度,这是有别于旧诗的全新的诗体,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前对沈尹默新诗起步阶段的作品注意很不够,我们只注意到胡适,或者更晚一点的郭沫若,我觉得在《新青年》同人中,沈尹默应该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
2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2号又刊登了一组新诗,这组诗中,有胡适的《老鸦》,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14篇白话新诗之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胡适觉得这首诗写得很生动。这是他的初稿,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的时候有很几处改动,比如说刚才我念的“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改为“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整日里又寒又饥”改为“整日里挨饥”。我推测这个改动不一定是胡适自己,是《新青年》编者钱玄同给他修改的。更有趣的是,把这首诗《老鸦》收到《尝试集》中时,胡适又改回来了。
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刊登了一组四个人写的诗,都是写的除夕大年夜,每人各写一首,除胡适、刘半农、沈尹默,还有陈独秀也写了一首。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写诗带比试的意思,在同一个题目下,看看谁写得更好。当时《新青年》上,每一期都发表新诗,几个主要的新诗作者就是胡适、刘半农、沈尹默。
鲁迅与“文学推手”钱玄同
就在这时,一位文学巨星出现了。他在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三首白话诗,不过他没用众人熟知的笔名“鲁迅”,而是用另一个名字:“唐俟”。当时他写的《梦》是这样:
梦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梦》是鲁迅的第一首白话诗。如果大家对文学史比较熟悉,在同一期,也就是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他还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
在此之前,鲁迅跟《新青年》没有什么关系,他既不是《新青年》的作者,也不是《新青年》的编者。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小公务员,他的弟弟周作人当时是在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因为鲁迅是公务员,不能再当教授,所以鲁迅在北大只能是讲师。
以前一直不太清楚鲁迅跟周作人、跟《新青年》的关系,具体的历史细节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能够看到三个人的日记: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虽然部分是残缺的。可惜的是,这个时期胡适的日记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钱玄同
把这些日记整合来看非常有意思,鲁迅、周作人成为《新青年》的同人有个关键性的人物——钱玄同,如果不是钱玄同,中国文学史上会不会有鲁迅,很难说。后来鲁迅跟钱玄同反目,但实际上一开始没有钱玄同就没有鲁迅。
参与《新青年》编辑的原来是陈独秀,胡适也参加过,但《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开始是钱玄同编,有日记为证。1918年1月2日他的日记就写得很清楚,“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15日要送出去印了,但是让钱玄同很不满意的,陈独秀交给他的稿子大部分不能用,很差,有一篇叫“论近世文学”的稿子,极为不满,他就在他的日记里骂人了。当然当时写下来是自己看,别人都看不到的。
“此人文笔不通,别字满纸,这种文章也要登《新青年》,那么《新青年》竟成了毛厕外面的墙头,可以随便给什么人来贴招纸的了,哈哈!这真可笑极了。”
1918年1月份,周作人首先给《新青年》写稿,1918年1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就发表了他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钱玄同来讲,周作人写稿还不够,他希望鲁迅也要写稿,那时候不叫鲁迅,是叫周树人。
1918年1月3日,钱玄同日记中又讲“携《新青年》四卷二号之稿至家中检阅,计可用者不及五十page,尚须促孟和、独秀多撰,始可敷用。”陶孟和当时也是《新青年》的同人,但他不是研究文学,是研究其他学科的。正是因为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许多来稿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作为编者一定要扩大作者的队伍,寻求新的作者。
钱玄同留学日本的时候跟鲁迅就是同学。日本人用榻榻米,章太炎在那里讲课,钱玄同有时候不安分,就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鲁迅就给他起一个绰号叫爬翁。鲁迅这个人也很俏皮,他早年喜欢给他的朋友、同事起绰号。鲁迅到了北京,他和钱玄同仍有交往,有时候跟老师章太炎一起吃饭,章太炎有一度被北洋政府软禁,他们还前去营救。
整个1916年两个人的日记都没相关记载,但1917年8月份,8月9号鲁迅日记中有一条记载,“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钱中季就是钱玄同,来谈话,到晚上才走,这一天周作人日记更详细,“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到鲁迅家里吃饭),至晚十一时去,谈到晚上11点钟。今天到朋友家去,他要赶你走,晚上11点钟太晚了。
8月17号,鲁迅日记又记“晚钱中季来。”周作人日记也记“晚钱君来谈,至十一时去。”又是11点钟走,谈不完。现在想想真的很好奇,他们谈些什么?怎么谈不完呢。
8月20号,鲁迅日记“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周作人日记记得较详细,“晚玄同来,谈至十一点半去。夜风雨。”是夜钱玄同应是冒雨而归,谈至11点半,冒雨而归,三个人一定谈得很尽兴。
同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上也有记载,“八时顷访豫才兄弟”,这是现存钱玄同日记中造访周氏兄弟的首次记录,晚上八点钟才去访问,当时鲁迅先生记“夜钱中季来。”周作人日记则云:“晚玄同来谈,至十一时半去。”可见双方谈兴甚浓,谈至夜深方散。六天后是中秋节,钱玄同日记云:午后“四时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寄宿舍”。
此日鲁迅日记更有趣:“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颇佳。”从这些日记里看到,钱玄同到鲁迅住的地方去,频率越来越高。那一年中秋节钱玄同跟一个叫朱蓬仙的人一起访问鲁迅,中秋节晚上就在鲁迅那里过,一起吃晚饭,鲁迅的日记记得很精彩“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颇佳。”
鲁迅的日记一般不这样抒情。一般中秋节都和家里人一起过,他们跟钱玄同一起过中秋节,说明他们关系很密切。
回过头看,鲁迅在1922年12月出版了他第一篇小说集《呐喊》,里面有很长一段话来回忆当时和钱玄同共处的情节。
“S会馆里三间屋(S就是绍兴会馆当时鲁迅住在绍兴会馆)。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有点可怕,不吉利。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
大家知道鲁迅白天在教育部工作,每天要上班,当然不像现在要打卡,他白天上班,晚上就在家里抄古碑。前面鲁迅在文学上有过尝试,但这时候中断了,是钱玄同的“催逼”才让他恢复了。
“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鲁迅写道。“是的,我虽然只有我的缺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的所谓可有。”
这句话有点拗口,鲁迅实际上要说,我明白钱玄同的意思,我也有梦想,这样会有什么效果是无法预料的,既然他一再催我,那么我试试吧。“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我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他成名作,到底是怎么写出的?当然可以说是他长期的积累,最后爆发,写了这篇《狂人日记》,但实际上有一个推手——钱玄同。
“我在留学的时候只在杂志登了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1918年,应了我朋友钱玄同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这时才用‘鲁迅’笔名。 也常用别的名字作一点短论。”鲁迅写道。他用“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还发表过一系列随想录和总共6首诗,实际是对胡适等人的支持。
很可惜的是,1918年4月份到年底,钱玄同日记已经遗失,所以整个《狂人日记》发表的具体的过程,难以在今天一一还原。但是有一点:当年的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都在,在1918年2月到1918年4月这三个月时间里,钱玄同频繁地拜访鲁迅。短短三个月里面,钱玄同拜访鲁迅、拜访周作人有十次之多,而且都在晚上,而且晚上都谈到12点以后,钱玄同的目的就是要说服鲁迅给《新青年》写稿。
现在很难判断《狂人日记》先完成,还是那三首诗先完成?因为它们在《新青年》同一期发表,这个问题以前没人提出来。一般公认的是《狂人日记》,但这三首诗可能差不多同时,甚至是更早些。
《狂人日记》最后有一个落款时间是1918年4月。但是这个小说更为具体的写作时间从哪一天开始写,哪一天写完,都没有明确记载。《狂人日记》前面有个题记,末尾有具体时间,民国七年4月2号。如果小说确实是4月2号完成的,那么1918年4月5日,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个人拜访鲁迅,推测的话,这一天,钱玄同拿到这篇小说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鲁迅早期小说手稿保存的情况很不好,现在知道的早期小说,只有一篇《阿Q正传》保存了一页手稿,而且这页手稿还不是原件,只是一张照片。现在能够判断的是,钱玄同很有可能在1918年4月5日,跟刘半农一起看望鲁迅的时候,拿到这本《狂人日记》手稿。
周作人也关注了这个问题,他在文中写道:“钱玄同从1917年8月开始到会馆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回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
“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周作人写道,“这个结论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鲁迅对他写《狂人日记》也有自己的说法,1918年5月29日,鲁迅给他的朋友许寿裳的信里有一段话:“《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所以鲁迅写《狂人日记》、写那三首白话诗歌,都是对《新青年》的支持。从此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了一位鲁迅。
《新青年》同人队伍不断壮大
回到诗歌上来,《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在《新青年》接下来的各期第二号、第三号,到第六卷,不断有人发表小说,除了前面说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俞平伯加入了,开始以新文学诗人的面目出现。
李大钊
还有大家知道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1918年9月份《新青年》发表了《山中即景》。1919年2月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期又有一位写新诗的作者,就是鲁迅弟弟周作人,周作人原来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主要是翻译、评论,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他以前主要刊登理论文章,但是从1919年2月份开始,他也发表新诗,发表了一首比较长的新诗《大江小河》(音),这首诗在新文学早期诗歌史上评价很高,胡适就有很高的评价,一直的今天文学史家都认为新文学初期代表性的一首新诗。从此以后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好几首新诗。
《新青年》扮演的角色,不仅在新文学初期提出了理论主张,而且有宝贵的实践,这个实践有两方面,一是新诗、白话诗的写作,还有小说和大量翻译、介绍外国的小说,刚才讲的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参与了翻译。在创作上,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人,刘半农、沈尹默,包括俞平伯,鲁迅、周作人等都参与了新诗的写作。小说以鲁迅为代表,实际上《新青年》发表的小说并不是很多,但因为鲁迅《狂人日记》的起点非常高,横空出世,成为“五四”新文学代表性作品。
我们今天讲的《新青年》同人,就是前面不同程度介绍过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鲁迅等人,当然还有李大钊。到30年代初,刘半农把他所保存的《新青年》作者,尤其是白话诗作者的手稿印了一本书,题目叫《初期白话诗稿》。第一首就是李大钊的。因为当时李大钊已经去世,为了对死者表示纪念,把李大钊放在第一,就是李大钊的《山中即景》手稿。
书中比较有意思的是鲁迅的两首诗:《他们的花园》《人与时》,这两首诗的手稿不是鲁迅所亲笔撰写,而是周作人摘抄的。鲁迅写的初稿,周作人帮他誊写了一遍,然后鲁迅签了一个“唐俟”的名,这源自周作人的手记。当时弟兄两个关系非常亲密,你帮我抄,我帮你改。但是后来弟兄失和,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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