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么说？因为，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而教育部也多次表示，启动相关办法的调研，具体办法由各地自行提出，审批后实行。但是去年12月公布的一系列试点名单中，公众惊讶的发现，山东、湖南、重庆被选定为“异地高考”试点区域。

如此试点可谓驴头对马嘴。山东湖南重庆都是人口输出地，基本都是回乡高考，异地高考考生从何而来？更何况即使试点成功，也没有普遍意义。相反，万众期待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却迟迟不见动静，甚至北大去年还针对北京籍学生大规模扩招，正可谓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一语道破其中奥妙。“从教育部门看，考生在当地参加高考，技术上没问题。但当地的利益就不是教育部能管得了的了。”说来，这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怪。明摆着是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改变。

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准异地高考会造成对弱势群体更大的戕害。北京上海的优秀或富裕考生，对外可以奔赴欧美发达国家“异地高考”，对内照样享受本地“超国民待遇”。

而京沪农民工哪怕交了几十年的税，甚至在小学初中阶段交了10来万的赞助费，高考时其子女照样享受不到市民待遇。这种教育差距和机遇差别无疑是双重的。

有人说，北京上海如果放开，大量异地考生都会挤去参加高考，对教育资源造成冲击。我想，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在北上广这样“居大不易”的地方，即使都市白领也大喊自己是“孩奴”，没有长期稳定工作的民工会单纯为了“冲击”去坚守城市？

更关键的是，教育公平本来就是全国全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本不应该有特区。当然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种种歧视难免存在。美国也曾对黑人、拉美裔、印第安人有过种种不公。

直到1964年的“科尔曼报告”改变了一切。报告认为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会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科尔曼的策略就是“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即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先向弱势人群倾斜。最终这一政策收到奇效，很快拉平了教育水平，“反向歧视”政策完成使命走入历史。

这一反向思路值得借鉴。异地高考改革不能仅仅满足于给弱势群体一点点甜头，这样教育差距只会越拉越大，问题依然会存在，只有先向弱势人群倾斜，才能填平鸿沟